王少爽：职业化时代译者信息素养研究：需求分析、概念阐释与模型构建

提要：在翻译职业化时代背景下，信息素养对于职业译者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本文分析了职业化时代译者的信息需求，借鉴信息素养与翻译能力的研究成果阐释了译者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构建了职业化时代译者信息素养模型，进而探讨了译者信息素养对于翻译专业的教学意义。文章认为信息素养是译者胜任翻译职业的元素养，翻译技术教学应实现从技术能力培训向信息素养培养的目标升级。

关键词：译者信息素养；翻译职业化；翻译能力；翻译教学

1. 引言：翻译的职业化

在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技术洪流的推动下，翻译市场规模迅速膨胀，翻译行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可见度和发展势头。翻译业务范围持续拓展，以翻译服务为核心，涵盖本地化服务、语言咨询、语言培训等多种业务形态，促使传统翻译行业逐步向语言服务行业转型。根据美国知名语言服务行业调查机构卡门森斯咨询公司发布的《2016年全球语言服务市场报告》，2016年全球语言服务与技术外包市场的预计总收入为402.7亿美元，年增速为5.52%（DePalma et al. 2016）。语言服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和支柱作用。在语言服务环境下，翻译工作不仅在内容、规模、范围上得到拓展，在方式、工具、交付、人员等方面的要求也发生了重要革新，翻译行业正在步入职业化时代（谢天振 2014）。职业化是翻译行业规模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翻译是一种“基于意义的信息加工”（Wilss 1996），其本质在于通过信息的语际转化实现知识的跨界迁移与传播。当今信息社会，信息呈几何级数式增长，这不仅扩大了翻译的需求量，也增加了翻译职业的复杂度。海量信息处理是职业化时代翻译工作的重要特征。职业译者既是信息传播者，亦是信息创造者和消费者，需要应对空前的信息挑战。在一定意义上，现代译者就是双语或多语信息处理专业人才（Granell 2015）。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翻译职业化程度的加深（穆雷 2012），译者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2. 职业化时代译者的信息需求分析

信息链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智能”五个环节构成，信息居于中心环节，具有物理和认知双重属性，是连接人类精神世界和现实物质世界的重要纽带。信息需求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是在问题求解过程中内心对信息的不足感和求足感（岳剑波 1999：64），是信息行为的源动力。职业化时代的翻译具有严格的项目流程和专业的服务要求，关涉多方主体和要素，致使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纷繁复杂的问题，产生多样化的信息需求。译者的信息需求可解析为译者对翻译相关问题的初始态与目标态之间信息差额的心理感知。按照问题属性，职业化时代译者的信息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见图1）。

图1显示，语言信息需求是职业化时代译者信息需求的核心，向外发散形成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层次结构体系。体系中的五种信息需求类型如下所述：

（1）语言信息需求。语言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最直观的工作对象。语言信息需求源于译者积累的语言知识与翻译任务所需语言知识之间的差额，可分为源语理解导向的信息需求和译语表达导向的信息需求，亦可分为母语相关信息需求和外语相关信息需求，涉及语音、构词、搭配、句法、篇章、语类、文化等诸多层面。一般而言，外语能力很难达到与母语相当的程度，因此译者的外语相关信息需求多于母语相关信息需求。

（2）专题信息需求。学科知识和全球市场的划分日趋精细化，促使翻译服务走向专业化和多样化。译者通常是语言专家，而翻译工作的成功交付还需译者掌握一定的专题知识。即便是专攻某个领域的资深译者，也要不断补充相关背景知识。实际翻译工作往往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专题信息需求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关乎翻译工作的成败。

（3）技术信息需求。信息技术是职业化时代翻译工作的必要装备。机器翻译、翻译记忆、术语管理、质量控制等技术在翻译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为译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也对译者能力提出了挑战。译者须学习掌握多种技术工具的使用方法，在翻译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技术难题，技术信息需求由此产生。这一需求能否得到妥善处理直接影响翻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4）项目信息需求。职业化时代的翻译工作采用现代化项目式管理模式，关涉客户、用户、成本、速度、质量、流程、翻译记忆库、术语库、风格指南、交付形式等众多要素的信息。译者须充分掌握这些要素信息，方能保证翻译项目的有序进行和顺利交付。然而，并非每个翻译项目的委托方都能够提供完备的项目要素信息，这就需要译者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填补信息差额。

（5）行业信息需求。职业化时代的翻译具有较为完备的行业体系，包括行业组织、教育培训、质量标准、规章制度、操守准则、职业交流、交易平台等。翻译与语言服务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相关制度和规范正在不断完善，行业交流活动频繁举办，带来了行业信息的持续迭代升级。译者应密切跟踪行业信息变化，不断更新职业认知，提升职业素质，做好职业规划与发展。

整体来看，职业化时代译者的信息需求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多样性，所需信息的范围广泛，内容庞杂；第二，具有跨语言属性，往往需要跨语言信息检索；第三，注重信息内容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第四，强调信息获取的速度和效率；第五，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是互联网，辅以人际沟通和纸质书籍。为应对职业化时代的信息需求，译者信息素养是重要保障。

3. 职业化时代译者信息素养概念阐释

3.1 信息素养的内涵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概念于1974年由时任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的Paul G. Zurkowshi提出。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提升，信息素养的内涵研究不断深化，学界提出了众多不同定义。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是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定义：“一个具有信息素养的人须能识别信息需求，还应具备定位、评价并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ALA 1989）。

传统信息素养研究主要局限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域，理论建构重点围绕图书馆工作的信息问题展开，未能充分关注图书馆语境之外的信息实践（Granell 2015: 36）。图书馆学视角下的信息素养研究主要关注普通用户的一般信息技能，然而特定领域用户的信息实践会因专业语境不同而表现出独有特征。翻译是一种不断产生信息需求的专业活动，根据源语文本的实际情况，所需信息的性质可能为双语或多语，并且关涉多个学科领域（Pinto & Sales 2007: 532）。伴随信息社会和翻译职业化的发展，译者若想胜任翻译工作，须学会运用适宜的方式去理解、组织和管理庞杂的信息。因此，译者信息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3.2 翻译能力模型中的信息素养要素

作为翻译从业者的一种职业要求，译者信息素养与翻译能力存在天然的联系。在以往翻译能力研究中，鲜有学者明确使用译者信息素养概念，信息素养主要体现为翻译能力下属的一种或几种子能力。譬如，国外PACTE（2005）和Göpferich（2009）的翻译能力模型皆包括工具子能力；欧洲翻译硕士专家组（EMT Expert Group 2009）的翻译能力模型含有专题能力、技术能力和信息挖掘能力，更加突显信息素养的相关要素。我国翻译学界构建的翻译能力模型也涉及类似要素，如工具能力（王树槐，王若维 2008）、IT能力（文军，李红霞 2010）、文献能力和技术能力（王少爽 2011）等。还有学者对翻译技术能力作了专题探讨（如苗菊，王少爽2010；王华树，张静 2015；王华树，王少爽 2016等）。此外，信息素养在翻译行业标准对翻译能力的要求中亦有所体现。譬如，翻译服务欧洲标准EN15038:2006和国际标准ISO17100:2015均明确将研究能力、技术能力、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视作职业译者的必备条件。

3.3 译者信息素养的定义

在翻译能力研究的基础上，已有少数研究者对译者信息素养开展了初步的理论和实证探索。María Pinto和Dora Sales的系列研究通过跨学科合作构建出译者信息素养发展模型INFOLITRANS（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translators），从知识、技术、资源和过程等方面对译者培训中信息素养的培养提出对策建议（Pinto & Sales 2008b），并采用问卷法与访谈法调查翻译学生、翻译教师、职业译者对信息素养的看法，旨在为译者培训中开展信息素养教学提供实证支持（Pinto & Sales 2007；Pinto & Sales 2008a；Sales & Pinto 2011）。White et al.（2008）使用焦点小组访谈法考察了职业译者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资源使用情况。Massey & Ehrensberger-Dow（2011）的大型翻译过程研究项目通过初步数据分析归纳出职业译者的信息素养特征。Enríquez Raído（2014）对4名翻译学习者的线上信息行为开展了探索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研究均将信息素养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翻译领域，但所用术语不尽一致，将信息能力（information competence）、信息技能（information skills）、文献能力（documentary competence）与信息素养并用，而且所得结果多为初步假设，仍需进一步验证。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译者信息素养，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探究。杨柳（2005）通过探讨信息化翻译教学模式，论证了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李瑞林（2011）认为译者素养应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其中涉及数字素养。王华树（2015）提倡“搜商”概念，认为译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检索、辨析、整合和重构能力”。王少爽（2016）建议重新构建数字化时代的译者能力体系，其中信息素养为重要内容。王华树和王少爽（2016）论述了翻译技术能力与译者信息素养之间的密切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将译者信息素养定义为：在信息社会中，译者为胜任翻译工作，积极利用各种信息工具与资源，主动开展信息实践活动，从而发生的批判性知识发现与建构体验。该定义侧重译者信息实践的批判思维和知识建构属性。具体而言，译者以翻译相关问题的求解为导向，基于已有知识和经验，形成面向翻译的信息需求，借助技术工具检索海量信息资源，采用高效的信息策略获取、评价和使用信息，通过批判性反思促使个人内部知识与所获外部信息互动整合，进行知识创新和分享，为翻译工作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进而实现个人的智能增量和可持续发展。这一定义超越了译者信息素养的技能观，更将其视作一种知识发现体验、一种元能力，视作译者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的基石。因此，一个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译者不仅能够识别信息需求，搜寻、筛选、评价、组织和使用信息以解决翻译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还要具备自主学习能力，通过终身学习建构和更新知识体系，提升职业竞争力，促进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

4. 职业化时代译者信息素养模型构建

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相继发布了信息素养的模型、框架和标准，旨在厘清信息素养的要素体系，为信息素养教育和信息实践活动提供参考。信息素养可分为通用信息素养和专业信息素养，前者用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信息问题，后者旨在帮助应对专业领域学习与工作中的特有信息问题。发端于图书馆学科的信息素养研究主要关注对象为通用信息素养，后逐渐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的专业信息素养。

21世纪以来，职业场域中的信息素养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现有信息素养模型、框架和标准主要针对通用信息素养而设计，对于专业信息素养的模型构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专业信息素养研究还应考虑所涉学科和职业的特殊性，构建适合特定学科和职业的信息素养模型，以更好地指导信息素养教育与实践。在论及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应用时，Andretta（2005: 43-44）就建议应考虑所涉学科领域的特殊性质和要求，对信息素养标准进行语境化调适。鉴于此，笔者尝试构建适用于职业化时代翻译工作的译者信息素养模型，具体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译者信息意识、译者信息能力和译者信息规范构成译者信息素养模型的主体。译者信息能力居于中心位置，译者信息意识对译者信息能力起决定作用，译者信息规范对译者信息能力具有指导作用，技术应用能力、问题求解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和交际协作能力则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

4.1 译者信息意识

译者信息意识是译者在翻译工作中开发与利用信息的观念和自觉能力，是译者为解决翻译相关问题而获取、评价、使用和管理信息并进行知识创新的自主意识。信息意识决定人们对信息的反应程度，并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信息意识的强弱决定信息能力的自觉水平（张厚生，袁曦临 2007：18）。译者信息意识直接关涉其信息能力的高低，对翻译实践活动产生阻碍或促进作用。强烈的信息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信息具有特殊和敏锐的感受力、持久的注意力以及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杜公民，胡发泉 1997: 17）。译者信息意识可从信息感受力、信息注意力和信息洞察力三个方面加以剖析。

（1）信息感受力。译者的信息感受力指作为信息主体的译者对信息的一种自觉的心理倾向，也是其对外界信息环境变化的敏锐反应。鉴于现代翻译工作显著的信息属性，译者须对瞬息万变的信息世界保持敏锐感知，充分认识翻译相关信息需求，发现具有潜在价值的信息，为翻译工作与学习所用。

（2）信息注意力。译者的信息注意力指译者的心理活动指向能够持久地集中于信息的发现、理解、获取、组织和应用，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态度倾向”（皮介郑 2003：50）。译者对信息的注意力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广度、分配性和转移性，以助译者应对各种信息干扰，顺利完成翻译任务。

（3）信息洞察力。译者的信息洞察力指译者能够对海量无序的信息进行敏锐观察，去伪存真，准确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并能清晰认知信息与经济、社会、法律等之间的价值关系。

4.2 译者信息能力

译者信息能力是译者信息素养模型的核心要素，指译者在翻译工作中能够运用多种手段，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发现并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根据信息素养的过程观（Goad 2002；皮介郑 2003），译者的信息搜寻行为始于翻译工作中问题的出现，进而建立并表达信息需求，形成检索策略，获取相关信息，评价所获信息，结合自身已有知识对信息进行语境化调适、交流、使用和创新，从而成功求解问题，抑或提出新的问题，重启问题求解过程，同时还需对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因此，译者信息能力可分解为需求表达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评价能力、信息使用能力、信息管理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

（1）需求表达能力。需求表达能力帮助译者确定“搜什么”。在信息意识的指导下，译者适时察觉信息需求，清晰表述信息需求的性质和目标，将所需信息与已有知识相联系，提炼信息需求的核心问题，明确问题所涉主题，把握问题所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问题的类别归属，对问题进行分解和剖析，提取问题中心命题的关键词。信息需求的表达须遵循清晰、准确、概念颗粒度适宜的原则，以确保信息检索结果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2）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旨在为译者解决“何处搜”和“如何搜”等问题。基于信息需求的表达，译者须知悉互联网、数据库、图书馆等各种可能的信息源，制定有效的检索策略。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在线知识库，能够满足翻译工作中相当一部分信息需求，因此译者尤其应熟谙各种网络资源的属性、内容和结构。译者须能熟练使用网络搜索引擎、资源下载工具、桌面搜索软件、电子邮箱、社交软件等各种信息检索和交流工具，以便更好地获取所需信息。

（3）信息评价能力。信息评价能力要求译者能够辨识信息的可信度，对检索结果进行去粗存精式的筛选，选择质量可靠的信息为翻译工作所用。信息评价标准包括准确性、权威性、完整性、相关性、时效性和客观性。准确性要求信息内容必须可靠、真实和正确；权威性取决于信息提供者或机构的资质与声誉；完整性要求译者获取全面信息，分析信息的使用语境，切忌断章取义；相关性指信息的主题与问题的适切程度；时效性要求译者关注信息的发布时间，不同类型信息的时效性各有不同；客观性取决于信息是否存在偏见，是否具有信息性以外的其他功能。

（4）信息使用能力。信息使用能力指译者将信息运用于翻译工作实践，使信息的价值得以实现，即利用信息解决翻译相关问题，具体包括信息分析、信息综合、信息推导、信息决策和信息交流。通过信息评价，译者遴选出可信度较高的信息，基于自身知识结构，以当前问题的求解为目标来理解信息的意义，辨别信息所含观点，分析、综合和组织信息，对信息进行语境化推导，做出最优化决策，并以适当方式交流和分享信息。

（5）信息管理能力。信息管理能力指译者能够利用技术工具对翻译工作中涉及的各种信息进行科学、合理、高效的组织、控制和协调，以提升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保证信息效用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译者的主要信息管理活动包括语言资产管理、专题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客户信息管理、项目信息管理、行业信息管理等。译者应能操作常用信息管理系统，如翻译管理系统（TMS）、内容管理系统（CMS）、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等。

（6）知识创新能力。知识创新能力要求译者通过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互动，生成新信息，创造新知识。在信息需求的驱动下，译者不断搜寻和获取信息，信息经过译者大脑的理解加工内化为知识，为问题求解提供决策支持。实际上，译者的问题求解过程是译者将外部信息纳入自身知识结构，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从而建构新知识的过程。译者的知识创新能力可表现为语言表达创新、翻译方法创新、翻译思想创新、工具使用创新、项目管理创新、行业知识创新等。

4.3 译者信息规范

译者信息规范指译者在从事信息获取、信息组织、信息传播、信息使用、信息管理、信息创造等信息活动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伦理规约和法律法规，可从信息伦理、信息法规和信息免疫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1）信息伦理。信息伦理要求译者能够自律地在信息行为准则的指导下开展信息活动，如译者应为客户保守商业秘密，不向他人透露客户委托翻译材料的内容；译者应审慎对待翻译记忆的使用。一般而言，在实用翻译中直接选用他人译文不会产生版权争议，而在文学翻译中照搬他人译文很可能会导致抄袭行为。

（2）信息法规。信息法规是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针对信息活动制定的一系列强制要求和规范措施，对译者的信息行为具有他律作用。因此，译者应熟知国家和行业协会发布的法律法规，防止自己的信息行为僭越法律法规的界限。

（3）信息免疫。信息免疫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译者应具备对有害信息、不良信息、虚假信息、恶意信息、病毒信息等负面信息的防范能力；另一方面，译者应具备对无关信息、垃圾信息、冗余信息等干扰信息的过滤能力，以确保充沛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翻译工作。

4.4 基础支撑能力

译者的信息行为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实践活动，除上述要素外还需多种能力要素的协同支持。技术应用能力、问题求解能力、批判思维能力、交际协作能力可为译者的信息活动提供技术、认知、思维和交际方面的必要支撑。

（1）技术应用能力。技术是知识集成与传播的工具，可超越个体知识的有限性，促进个体知识与群体知识的连通（李瑞林 2015: 10）。职业化时代的翻译工作表现出明显的技术特征，供译者使用的技术工具繁多纷杂。译者根据任务需要选用合适的技术工具，可有效弥补自身经验和知识的局限性，更好地适应翻译工作的要求。

（2）问题求解能力。译者的信息素养实践总是围绕翻译工作问题展开。问题求解能力有助于译者及时发现问题，理解问题的性质和类型，准确识别信息需求，对问题进行恰当的定义和表述，制定适宜的求解策略，以驱动译者的信息行为，得出有理有据的解决方案。

（3）批判思维能力。批判思维能力是对信息进行认识、分析、比较、评估、反思和综合的能力，对信念和行动起着决定作用。面对各式各样质量参差不齐的海量信息，职业译者尤其应具备批判思维能力，以明辨信息的真伪，理性、深刻地思考问题，做出合理决策和行动，建构翻译知识能力体系。

（5）交际协作能力。职业化环境下的翻译工作已超越传统的单兵作战模式，升级为现代的项目化管理模式，译者往往需要同项目团队中的其他译者、项目经理、质控人员、客户、用户、领域专家等语言服务相关方保持顺畅沟通，通过交流共享信息与协同合作实现个体知识之间的连通，从而保质、高效地完成翻译工作。

5. 余论

信息素养被视作信息社会中人们生存所需的元素养（Mackey & Jacobson 2011），旨在通过有效获取、评价、使用、分享和创造信息，促进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终身学习，实现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提升。职业化时代的译者需处理大量繁杂信息，翻译工作无疑是一种信息实践活动。依托翻译职业化的时代背景，阐释译者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构建译者信息素养模型对于翻译专业教学和译者信息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的译者信息素养模型还需通过后续实证研究和应用实践的检验加以修订和完善。当前国内的信息化翻译教学主要围绕翻译技术教学展开，侧重翻译技术工具的实操技能培训，但缺乏对学生信息素养发展的充分关注和考量。实际上，无论使用何种翻译技术工具，其本质皆为：借助信息技术介入翻译过程，抑或为信息获取提供便利，抑或自动生成译文信息，抑或对信息资源实施管理，以辅助译者将信息由源语转化为译语（王华树，王少爽 2016: 14）。技术操作的重要性无可非议，而技术工具的丰富多样和动态更新对翻译技术教学提出了更大挑战，翻译教育应把更多目光投向操作表象背后的信息素养。譬如，近年来，伴随全球语言服务市场翻译需求量的激增、机器翻译与翻译记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深度融合，译后编辑发展成为新型的翻译工作模式和译者必备的职业技能（O’Brien et al. 2014；崔启亮 2014；冯全功，张慧玉 2015）。就其本质而言，译后编辑是译者对由技术工具自动生成的译语信息的加工过程。译后编辑者固然需要熟谙相关技术工具的操作，但更为重要的是具备分析、评判、决策和创造译语信息的信息素养。

在翻译专业中开展信息素养教学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信息素养教学可使学生掌握翻译工作中常见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技能，培养学生的技术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信息素养教学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技术赋权”和“智力解放”，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获取、利用和创造信息，赋予其学习主动权，提升其问题求解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养成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具备信息素养的学生能够通过主动的信息实践，获取翻译学习所需的各类信息，进而促进语际转换能力和翻译技术能力提升，以更强的主动性建构完善的翻译知识能力体系。信息素养对于提升翻译专业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亦有重要作用。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当今翻译行业的主流对象、业务形态和工作模式皆在不断发生深刻变化，这对职业译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具备信息素养的职业译者能够通过主动学习，弥补自身知识与能力体系的欠缺，促进知识升质和智能增量，应对翻译行业的各种挑战，实现翻译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高校翻译教育须更多关注学生信息素养的教学与发展，实现翻译技术教学由技术能力培训向信息素养培养的目标升级。

参考文献

[1]ALA.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inal Report [R]. Chicago, IL: ALA, 1989.

[2]Andretta S. Information Literacy: A Practitioner’s Guide [M]. Oxford: Chandos Publishing, 2005.

[3]Crawford J & Irving C.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 A qualitative exploratory study [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09, 41(1): 29-38.

[4]DePalma D A et al. The Language Services Market: 2016 [R]. Cambridge, MA: Common Sense Advisory, 2016.

[5]EMT Expert Group. Competences for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Experts in Multilingual and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Z]. Brussels, 2009.

[6]Enríquez Raído V. Translation and Web Searching [M]. London: Routlege, 2014.

[7]Goad T W.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Workplace Performance [M]. London: Quorum Books, 2002.

[8]Göpferich S. Towards a model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its acquisitio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TransComp [A]. In Göpferich S, Jakobsen A L & Mees I M (eds.). Behind the Mind: Methods, Models and Result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C].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2009. 11-37.

[9]Granell X. 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lators [M]. Oxford: Chandos Publishing, 2015.

[10]Mackey T P & Jacobson T E. Re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a metaliteracy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11, 72(1): 62-78.

[11]Massey G & Ehrensberger-Dow M. Investiga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 growing priorit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11, 12(2): 193-211.

[12]O’Brien S et al.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C].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13]PACTE.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J]. Meta, 2005, 50(2): 609-619.

[14]Pinto M & Sales D. A research case study for user-centre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translation trainees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7, 33(5): 531-550.

[15]Pinto M & Sales D. Towards user-centre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The view of trainers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08a, 2(1): 47-74.

[16]Pinto M & Sales D. INFOLITRANS: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ompetence for translator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8b, 64(3): 413-437.

[17]Sales D & Pinto M.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Perceptions and needs [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43(4): 246-260.

[18]White M D, Matteson M & Abels E G. Beyond dictionaries: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8, 64(4): 576-601.

[19]Wilss W.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6.

[20]崔启亮. 论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J]. 中国翻译，2014，（6）：68-73.

[21]杜公民，胡发泉. 试论信息意识[J]. 情报杂志，1997，（1）：17-18.

[22]冯全功，张慧玉. 全球语言服务行业背景下译后编辑者培养研究[J]. 外语界，2015，（1）：65-72.

[23]李瑞林. 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J]. 中国翻译，2011，（1）：46-51.

[24]李瑞林. 关于翻译终极解释的知识论探索[J]. 东方翻译，2015，（3）：9-11.

[25]苗菊，王少爽. 现代技术与应用翻译人才培养[J]. 商务外语研究，2010，（1）：68-73.

[26]穆雷. 翻译的职业化与职业翻译教育[J]. 中国翻译，2012，（4）：13-14.

[27]皮介郑. 信息素质理论与教育研究[D]. 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28]王华树.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

[29]王华树，王少爽. 信息化时代翻译技术能力的构成与培养研究[J]. 东方翻译，2016，（1）：11-15,73.

[30]王华树，张静. 信息化时代口译译员的技术能力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10）：25-32.

[31]王少爽. 面向翻译的术语能力：理念、构成与培养[J]. 外语界，2011，（5）：68-75.

[32]王少爽. 语言服务行业翻译技术的全景解读——《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评介[J]. 中国翻译，2016，（4）：65-69.

[33]王树槐，王若维. 翻译能力的构成因素和发展层次研究[J]. 外语研究，2008，（5）：80-88.

[34]文军，李红霞. 以翻译能力为中心的翻译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研究[J]. 外语界，2010，（2）：2-7.

[35]谢天振. 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J]. 东方翻译，2014，（2）：4-9.

[36]杨柳. 信息化翻译教学的图景[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1）：58-60.

[37]岳剑波. 信息管理基础[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38]张厚生，袁曦临. 信息素养[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王华树、王少爽 主编

作者简介

王少爽，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多语种翻译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术语学。

本文原载《外语界》2017年第1期，第55-63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